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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英雄”王安治袁事略

2024-07-09 17:07:47

“三十六英雄”的由来,出自唐末韦庄《上元县》诗:“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兴亡尽此中。”这首诗作于光启三年(公元887年),以缅怀南朝的英雄人物。“三十六英雄”是基于六朝创作出来的代称,为诗人写意出来的名词。正是出于韦庄的名人效应,“三十六英雄”一词荣登首榜,而有“十国第一人”的杨行密,立马与麾下起兵的三十五位将士,冠以“三十六英雄”的名号。在杨吴建立后,他们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杨吴政权的专有名词,故又称“杨吴三十六英雄”。

北宋欧阳修编纂的《新唐书》,明确记载“三十六英雄”事迹,并在《吴世家·徐温传》云:“行密所与起事刘威、陶雅之徒,号三十六英雄,独温未尝有战功。”清代吴任臣编著的《十国春秋》,则对此事记载更加详细,按《吴卷一·太祖世家》云:“唐末,强藩分据,海内云扰,太祖以三十六英雄,起自草间,歼孙儒,擒赵公式,破杜洪,灭田頵,声罪汴疆,耀兵越檄,江淮南北,以次削平,抑亦以可谓非常之杰,不出世者矣。”从中可看出,史籍对“三十六英雄”的赞叹,无疑证明他们的存在与辉煌。但他们当中,有一位曾出任袁州刺史,他就是排列第三十四位、有着“沉默宽厚”之称的王安。

按马令《南唐书》云:“王安,庐江人也。少投吴武王(杨行密),为亲兵。武王尝升高塚望敌,安捧匜器侍侧,左右皆注目前视。阵旁有执槊者,疾走径趋王所,左右惊惕失措。安置匜器于地,取弓射之,一发而殪,徐内弓弢中,复捧器如初,颜色不变。武王奇之曰:‘汝有器度,当至富贵。’因加奖拔,累迁袁州刺史。历典数郡,皆以沉默宽厚为理。事烈祖(李昇),为神武统军,代李章为虔州节度使。卒年七十三。”同书《先主书》曰:“(升元)二年(公元938年)夏四月……神武统军王安为百胜军节度使……五年(公元941年)春正月,虔州王安卒。”他出任百胜军节度使,因犯南汉主祖宗之名讳,南唐烈祖李昇便赐名会,所以陆游《南唐书》称王会。

王安生于唐咸通十年(公元869年),比杨行密小18岁。他的战功不如其他人。如刘威、陶雅等都是在杨行密创立基业的时候,在无数次战役中立有殊勋。而王安则从一名亲兵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才做到将军。有关他在袁州任职的信息,宋嘉定《宜春志》“贤郡守事迹”云:“王安,庐江人。吴顺义二年,累迁至袁州军州副使,除知军州事。以沉默、宽缓为治,州民便之。修治城壕,民忘其劳,秩满归朝。李昇受禅,迁虔州节度使。”但清雍正《江西通志》曰:“南唐禅代,用为昭信军节度使,袁州刺史。”与新旧《南唐书》所载颇异,不知以何为据。

杨吴军制沿袭唐代,军州使简称为军使,指戍边的军官。唐制,军队戍守之地,大者称军。唐天宝以前,各军队均置军使一人,隶属于都督或节度使。领兵在万人以上者,置营田副使一人;领兵在五千人以上,不足万人者,置副使一人。说明袁州军州使的兵额在五千人以上配置。按宋嘉定《宜春志》“创郡始末”云:“五代时,伪吴杨氏、伪唐李氏窃据中间。虽彭彦章附危全讽,刘崇景附马殷,皆不能有其地。”由此可知,在杨吴和南唐时期的袁州辖境为与楚国交界之地,王安任袁州军州副使,即朝廷戍边镇袁州的副职,此外还担任袁州知军州事,负责管理一州军政事务。

据《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云:“(唐)天祐六年(公元909年)七月,攻取抚、袁、吉、信四州。洪州镇南军节度使领洪、江、抚、饶、信、袁、吉等7州。吴顺义元年(公元921年),析抚州置昭武军节度使,又析江州置奉化军节度使。”之后,“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十一月,洪州改称南昌府,建南都。洪州镇南军节度使遂废,所领信、吉、袁、筠等州成为直隶地区”,说明杨吴至南唐中期,袁州属洪州镇南军节度使。王安在任期间修治城壕,可知军州使官署设于袁州,其萍乡县与楚国醴陵县接壤,有通楚都长沙的“袁州大路”。因此,萍乡县危险系数最大,尤其插岭关是戍边的关键。

按宋嘉定《宜春志》“郡官”云:“胡俨俦,吴武义三年(公元921年),领兵赴袁州防戍。”武义三年即顺义元年,《新五代史·吴世家》云:“明年二月,改元顺义,赦境内。”说明胡俨俦领兵戍边于正月,而洪州析昭武、奉化军节度使,目的是为减轻镇南军的压力。从唐制戍边军队的配额,镇南军节度使非常重视袁州,不仅重兵保境应对楚国侵袭,还派“三十六英雄”之一的王安出任军州副使兼袁州刺史。胡俨俦虽为戍边军队统领,亦称军州使,表面上看似比王安高半级,但南唐保大十五年(公元957年)七月,他以马步军都指挥使知袁州,而王安早已为百胜军节度使,可见朝廷对王安关爱有加。

从《南唐书》和宋嘉定志了解,可看出王安的性格偏内向型,做事心细且沉着稳重,心胸宽广又深得百姓的拥护。他在袁州三年除上述所记,还有一事收录于《孚惠实录》。顿金在《仰山加封记》说道:“中书门下牒,先据袁州刺史王安状申,伏以当州名山古迹,南仰灵祠。拟巨岳以齐高,耸群峰而迥出。福流一郡,威播四方。凡有启祈,无不响应。顷以本州郭内,频遭灾火,人户不安,苗稼亢阳,泉源涸竭。遂虔诚祷祝,专诣殿堂。乞火烛顿消,人心宁帖。及希降於雨,遂许具状申闻。”此文撰于顺义五年(公元925年)十一月三日,而宋嘉定《宜春志》“郡官”云:“马潜,司空。顺义四年(公元924年),自和州刺史来任。”说明在王安离开袁州之前,顺义三年(公元923年)曾发生干旱。

在记文中可知王安前往仰山,在古庙殿堂向仰山神祈雨,并将袁州干旱上报中书省。从侧面可知城内频发火灾,不排除天干物燥的因素,说明李渠基本尽失其功能。而泉井水源已近枯竭的场景,可见当时的干旱非常严重,也能感受到王安心系百姓,但这次事件方志却未记。虽然他在任没有大的政绩,但政务宽缓于民的方式,倒有几分书生的作风,这是五代众多将领不及之处,所以百姓不忘其便民之功,为王安单独立传。(萧 华)

责任编辑:陈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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