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门前有座山，它有三个山尖尖，就像搁笔的笔架，所以称笔架山。

笔架山不高，海拔在百米以内。它对着屋场的这面从山脚到山腰都是各家各户开垦的地，种菜的不多，主要是因为浇水不方便，多数都是种的大豆、芝麻、棉花、番薯之类。山顶上平坦、开阔，是我们童年时放牛的好去处。

20世纪50年代，一天吃早饭的时候，我们照例端着饭碗在茶厅门口的禾场上集中，一边吃饭，一边听人博古论今，忽然有人惊叫：“哎，笔架山上有飞机！”一听这消息，众人都停下了筷子，踮起脚尖往山上望，我们一帮小孩都窜到禾场中间的旗杆石上，真的！一架像蜻蜓样的小飞机爬在笔架山的顶上，有几个人在旁边比比画画，不知在干什么。有几个胆大的后生说：“我们去看看！”“我们也去！”爱看热闹的我们齐声附和。“不能去！”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栋叔赶紧制止，“我们谁知道那飞机上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众人一听这话，吓得舌头伸得老长。“那怎么办？”栋叔不愧是见过世面的人，说：“我们现在去公社报告，基干民兵都去拿好家伙，在这里等着我们！”栋叔说话喜欢带“我们”两个字，所以大家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我们”。这一天，我和伙伴们在学校都心不在焉，好不容易挨到上完了上午的课，都飞也似的往家里赶。到家才听大人们说，公社的“头头”起初也吓了一跳，后来打电话到县里，才知道是省地质勘探队的飞机，并勘察出笔架山底下有煤炭。下午我们去笔架山放牛，到杂草柴丛里找，终于找到了一个开了口的铁盒子，拿去问栋叔，他说是罐头盒子，“我们在朝鲜打仗时从美军的阵地上缴获过，里面装的牛肉特别好吃！”把我们的口水都引出来了。

从此，到笔架山上挖煤炭的人络绎不绝，工棚越来越多，除了我们屋场里的，还有隔壁屋场的，还有公社的，听说县里也准备派人来，六七口井，同时挖，十分热闹。晚上站在家门口朝笔架山望过去，工棚里的灯闪闪烁烁，就像天上的星星。那些小煤窑设备非常简陋。我高中毕业回乡后曾代父亲去干过一班。一班五个人，两个在井上把绞车，我们三个下井的人，一次一个，踩在竹筐里，紧抓着索道（也是竹篾拧的），慢慢滑下井去。到了巷道口，吆喝一声，绞车停住，三个人就爬着钻进巷道。然后，两个人背靠背用又短又尖的锄头去土缝里挖煤炭块块，另一个人则负责分别把废土和煤块用撮箕拖出巷口，再招呼放绞车下来把它运上去。整个工作非常危险。从笔架山挖出的基本上没什么像样的块煤，大都是煤矸石，好在都是把它们粉碎了拌黄泥，做成炭饼，用来烧石灰。多年以后，种田不用石灰用灭虫剂了，这些煤炭井才慢慢被废弃。

废弃的炭井给村人带来不少麻烦。有一天我们在这里放牛，到牵牛回去吃早饭时一个小伙伴发现牛不见了！我们一帮孩子和出早工归来的几个大人一起寻找，最后才发现一头牛掉进了旧炭井里。大家把井口挖开，垫上稻草，费了半天工夫才把牛弄出来，结果牛还是跌断了一条腿。还有一次，屋场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汉出去捡茶籽掉进了废炭井里，一个星期后他的儿女和乡邻们才从井里把他救上来……

多年来，废旧炭井成了屋场里的人特别是干部们的心腹之患。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位在外工作的村人弄了几十棵梨树苗回来，大队干部组织人把它们栽在笔架山上。几年后，梨树挂果了，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半撮斗梨，大家可高兴了。于是，有人就说栽在他菜地里的梨树应该归他，其他的人当然不乐意。于是矛盾产生了，而且越结越深，没几年，几十棵梨树都被砍光了。

不知哪一年，有人在笔架山上栽了几根毛竹，没几年，山上就长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毛竹林。今年清明节扫墓路过时，只见竹林内土地平整，竹笋高高低低，鳞次栉比，煞是喜人。从北京回老家扫墓的孙女嘴馋，要用锄头去挖茁壮的春笋，我赶忙制止，堂弟在旁边说：“没事，现在这东西不稀罕了，听说这家竹林的主人准备联合几家栽毛竹的人搞一个加工笋干的厂子，要赚大钱呢！”

我眼前一亮，耳边响起了那雄浑的声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李正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