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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树 之 吴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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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8-2 9:11:00  来源: 宜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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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元月,清江县(今樟树市)博物馆获悉山前乡吴城村要修建水库,查阅县志,有古吴平县城在该地之说。据此,同年9月进行考古调查,采集标本报省。省文物部门进行两次试掘,获大量商周遗物,上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随即来函:这是“江南首次发现的商代遗址”。从此,“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随吴城遗址的发现而被否定。

吴城遗址分布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遗址中心在吴城土城内。修水库前大部分城垣尚存,在城门、敌楼遗迹。经多次发掘,出土文物表明“吴城文化自古以来一直是与商文化平行发展的”。考古专业界编写的《商周考古》一书,对吴城文化作出了这样的定论。

遗址发现的石范、铜渣、木炭,说明当时的吴城已有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原始瓷器的出现,把我国的瓷器生产史追溯到3500年前。遗址发现的文字与符号,几乎占了江南地区已发现的全部文字符合的一半。

吴城遗址作为江南地区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遗址,已引起考古学界与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成了人们认识南方古代文化未知领域的一把开门钥匙。吴城遗址大量出土的文物为考古工作者对其他南方古文化遗址进行分期断代,提供了年代学标尺。

1996年12月,国务院公布吴城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下列为部分发掘文物。

     

商代青铜矛        商代青铜        商代青铜鼎         乳白釉竖耳鬲式炉      斗彩缠枝牡丹

    

伯乐相马笔筒               金发钗                 莲花瓣纹执手壶             西周甬钟             玉蛙

 

【吴文化发祥赣中】
    吴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三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祥地在何处历来受到史学界、文化界的关注,更为海内外吴氏宗亲所看重。早在1907年,蔡元培、吴梅、柳亚子、田汉等人就开始研究吴文化;1937年,蔡元培、吴梅、顾颉刚等人发起成立了“吴越史地研究会”,开始出版《吴越文化论丛》,掀起了吴文化研究的高潮。1984年,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吴泽的倡导下,在苏州成立了中国吴文化研究会,重提吴文化研究与构建。
    樟树市境内的吴城遗址,是江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人类居住的商代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省、市文化工作者的8次发掘,发现了龙窟、水井、墓葬、铸铜、“逥廊式”路面、宗教场所等重要遗迹,出土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1100多件较完整的文物、文字和符号200个、纹样40余种,尤其是商代龙窑的发现,属我国早期龙窑的首次发现,把我国的龙窑历史推前了近千年。吴城商代遗址的发掘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点,成为打开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钥匙”,引起了史学界、文化界的极大兴趣,围绕吴城文化专题的论文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上百篇。
不仅如此,樟树市境内的筑卫城遗址和新干县境内商代大墓也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重视。
    三十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顾颉刚在研究清代乾隆年间江西临江府出土的11件吴国第十五民王宫重器“者减钟”时就指出:“春秋初年古句吴地城远在江西”,“临江府治今为清江县(现樟树市),在赣江西岸,又江西新建县北一百八十里有吴城镇,当赣江入湖之口,疑当时吴都即在此,其傍鄱阳湖犹之迁苏后傍太湖也。”
    1991年,中国吴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卢水石先生在上海出版的《社会科学报》上,正式提出了吴文化发祥地在江西的观点;1992年,原江西省博物馆袁进同志在《南方文物》上发表了“吴城文化族属句吴说”,其主要观点是吴城文化是先吴文化,早于太湖流域的吴文化。吴文化发祥地究竟在何方?素有“吴头楚尾”之称的江西已成为有关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
    去年11月22日,经江西省社科院牵线,卢水石和张富余两位吴文化研究专家亲临樟树实地考察了吴城商代遗址和筑卫城遗址,参观了樟树境内出土的各种文物。在随后举行的“吴文化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省社科院副院长陈文华研究员和卢水石先生在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后认为,至今在安徽,江苏所发现的有铭文和吴国青铜器都是十九世纪吴王寿梦以后的,太湖东部地区迄今未发现一件春秋晚期以前的吴国遗物。江西出土的“者减钟”仍是最早的吴国铜器,同时在赣鄱流域先后出土上百件西周青铜礼器,特别是樟树市“吴文化”遗址和新干商代大墓及西周列鼎墓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吴城文化”是一种溶合晋陕地区先周文化与汉水流域荆蛮文化及赣鄱流域夷越文化而形成的一支自成体系的青铜文化,其族属应为句吴,吴城文化的实质就是吴国的早期文化。赣江中游的樟树、新干一带,是吴国(古句吴)始建地,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
    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者一致赞同这一观点,认为这一研究成果不但在史学研究上是个重大突破,而且必将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作为一项重大的文化研究活动,还远远没有划上句号,而作为一个县级市——樟树市积极参与这一文化研究活动,在学术界树立了良好的文化形象。随着经济发展中文含量的提高,必将对樟树经济文化发展战略和海内外吴氏宗亲的联谊活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吴城文化与中国远古红铜文明】

    长期以来,在中原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中,只有青铜器而没有红铜器,导致不少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只有青铜时代而没有红铜时代。世界的其他文明古国,在青铜时代之前都经历了红铜时代。中国在青铜文明以前有没有一个漫长的红铜文明,是关系中国青铜文明从何而来的一个重大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樟树吴城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相继发现,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在青铜文明以前同样存在一个漫长的红铜文明。我省的考古工作者对吴城遗址和我省其他地区出土的部分先秦铜器进行成分测试,标本年代从商晚到西周早、中期,除樟树横塘2号扁兽足鼎外,其余标本含铜量都在90%以上,有的高达99%以上,未见或很少有锡和其他金属元素的存在。江西出土的先秦铜器,其成色虽也有一些是碧绿透亮的所谓“黑漆古”或“绿漆古”。但多数器壁粗糙、较薄,器表锈蚀严重,多有一层铜绿,内心多呈紫红色。这固然与我省的酸性土壤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在铜器本身,其成分是红铜即纯铜制作。
    中国红铜文明始于何时,还有待于考古发掘新的发现。但通过对部分铜器标本的测试表明,吴城或鄱阳湖——赣江流域的古代先民,从商晚到西周中期,还保留了用红铜铸器的原始工艺。在古代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每一项技术的产生、发展到消亡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红铜文明的肇始当然远比商周时期要早得多。在商周时期,由于中原青铜技术影响,先民已开始青铜器的铸造。与樟树横塘2号扁兽足鼎伴出的1号鼎即虎耳夔足鼎,造型与2号鼎风格相近。两鼎比较,1号鼎器壁较厚,2号鼎相对较薄;前者表层锈蚀不很严重,呈淡绿色。后者表层锈蚀相当严重,呈深绿色;前者硬度较高,后者硬度较低。虽然1号鼎的成分未曾测试,但从外观理化性能来看,它的含锡量显然要比2号鼎高。表明吴城先民在商末已掌握了在铜中加入锡等元素用以改进铜的性能的技术。
    郭沫若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曾揣想,铜的冶铸技术从南方的江淮流域输入黄河流域“是比较有更大的可能,因为古来相传江南是金锡的名产地”。虽然目前的考古材料还不足以完全证实郭老的这种揣想,便通过吴城等遗址的发现,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支持郭老的揣想。如江西乃至南方是铜的主要产地,有大量的古代铜矿开采和冶炼遗迹,具有炼铜的物质条件;在商周时期还大量采用浑铸法(即将多块范、芯紧密扣合,然后一次浇铸成型)和石范铸铜这种原始而古老的工艺;在商周时期还继续着红铜器物制作。我们可以设想,我国的红铜冶金术可能起源于江西乃至南方,传入中原后,又加以改进产生了青铜冶金这一新技术,而中原的青铜冶金技术又对南方各地产生了强烈影响,共同铸造了我国灿烂的青铜文明。

 

【江西吴城遗址惊现大量商代人头骨 】

 继1995年江西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对吴城商代遗趾西面城墙进行解剖时发现4具商代人头骨后,近日,江西省考古专家在对该段城墙进一步挖掘时,在近4米深的外城壕中发现了密集的商代人头骨——不到10平方米内发掘了近20具头盖骨和部分肢骨,专家据此推测城壕两侧还有大量头盖骨。

此次发现的近20具头盖骨上依稀可见清晰的纹路。据江西省考古专家介绍,在考古中被发掘出的头盖骨的产生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战俘被割首;一种是祭祀中猎头仪式的产物。就目前发掘的情况来看,这些头盖骨很有可能是大量战俘被割首所至,每具头盖骨的死亡年龄、身份等还有待进一步的测量和考证,此次头盖骨的发现反映了当时战争的规模、方式和惨烈程度,对于研究商代城邑攻守战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目前已发掘的头盖骨已被妥善保管。    

吴城遗址位处樟树山前乡吴城村,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1973年修水库时被发现,是江南地区首次被发现的商代遗址,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百大考古发现”。至今,江西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对其先后进行了9次考古发掘,曾发掘出青铜器、陶瓷、窑炉、祭祀广场等古文物,其中,陶瓷中出现了大量的原始瓷,中国有考古专家认为中国原始瓷就源于吴城。江西省考古专家在吴城遗址设立了专门的考古工作站,他们认为吴城遗址是探寻赣鄱流域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文明模式、文明物化形态的权威之地。

 

【吴城遗址发现“中国分裆鬲王”】

,古代一种炊具,似鼎、圆中、足中空而曲。在吴城商代遗址10次发掘中,已出土几百件、大小不一、形态千姿的鬲。200112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樟树市博物馆在该遗址进行第10次发掘时,在遗址高地岭区清理出一件大型商代陶鬲,经过一年多的晾干和修补,已复原完整。它高47.8厘米,口径40.2厘米,腹径38.7厘米,为灰色夹细砂陶质,敞口,弧腹,三袋足,通体饰粗绳纹,颈部附加一道宽带绳索堆纹,腹至腿部亦附加绳索堆纹。伴着出土的还有吴城二号鬲,它距今3500多年,出土的一号鬲比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三期最大的陶鬲、河南二里冈文化上层一高43.2厘米,口径32.7厘米,腹径35厘米,陶质陶色纹饰均与一号鬲相同。其时代为吴城商代遗址一期早段,期最大的两件陶鬲都大,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一件,专家们称之为“中国分裆鬲王”。吴城一号鬲的修复问世,是继吴城遗址获20世纪中国百年考古发现殊荣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对研究吴城文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建设中的吴城遗址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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