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在湘赣边境铜鼓县的千山万壑的田段原野乃至屋场里，你若遇上中年男女相聚，往往可以听到那别有韵味的客家山歌。它令你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山青水秀，环境优美的铜鼓县聚居的居民除聚居河谷平段的本土人外，就是由福建、广东迁徙而来，聚居在崇山峻岭、边远山坑的客家人。客家山歌就是客籍人的口头文艺创作的洁净。在山高皇帝远、交通不便利的旧社会，客家人开门见山，出门爬山，耕山种土，很少有机会走出大山，很难得到社会文明诸如戏曲、道情、杂技等的文艺享受。出于抒发情感，排遣孤寂，表示爱憎统一劳动节奏，当他们离开家门，走进原野山峡、登上大山时，美丽的大自然使他们眼界大开，心胸开阔、情不自禁地哼哼唱唱渲泄澎湃于胸的丰富感情，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独具风韵的客家山歌。这种自便自唱自娱的大众化文艺形式即既是客家人的口头文学，也是流传已久的别有情趣的客家民俗。无论男女老幼都能唱上几首，正如歌手们唱的：“客家人爱唱山歌，山歌好比牛多，唱过三天并三夜，还冇唱只牛耳朵。”客家山歌植根于人民大众的土壤之中，它的文学形式一般是七言四句和七言五句，也有在七言五句基础上发展的长短句叙事山歌，歌词稍讲平仄和韵脚，标准是琅琅上口、唱来顺畅；它的曲调分类有两句乐段和五句乐段，其中五句乐段又有满板和急板之分。从内容上看，客家山歌有诉苦类、爱情类、劳动类、劝善类、故事类、歌颂类、生活类等；其表演形式有独唱、对唱、轮唱、齐唱，如同我国浩瀚的民歌一样，铜鼓客家山歌运用了比兴、借代、讽喻、映衬、双关等多种方法，使山歌生动、活泼、发人深思。如诉说穷人生活凄苦衣衫褴褛的：“要厓唱歌唱唔成，衣服穿成苦瓜棚，结头打得千百个，油烛挂得三斤零。”像叙述长工劳作的：“十月长工铲茶山，大汗细水湿衣衫，锄头张张挖得弯，还哇厓长工偷了奸。”还有急板情哥送茶：“六月日头似油煎，情哥作田大路边，情姐看到不过意呀，左手端茶右手拿烟，一步两步二六十一步，急急忙忙来到田间，劝厓情哥歇阵凉，道声情哥呀，以后只管进屋吃茶烟。”

    建国后，铜鼓人民群众继承客家山歌的传统，以“旧瓶装新酒”，创作和演唱了歌颂新社会新生活新事物的新山歌，使客家山歌“推陈出新”，从深山老林走出来，逐步登上了祖国音乐的神圣殿堂。1959年，排埠农民歌手李际在全省农村业余文艺会演上，一曲山歌受青睐，被选拔为优秀歌手，赴华东六省巡回演唱；1963年11月古桥歌手涂雪梅带着原文化馆长袁魁填词的急板山歌“翻身卖余粮”在全省首届音乐周演唱，震惊四座，荣获一等奖，首次被灌成唱片，流传全国，其时正值空军击落美制U—2飞机，他以铜鼓客家急板山歌的形式，创作演唱歌颂人民空军的山歌《一件喜事传四方》，使慰问空军的演出推向了高潮，在场的文化部长夏衍说：“唱得好，歌词也写得好，特别是出自一位农民歌手，真是不易。”剧种尚未定型的县文工团吸取客家山歌的精华，经过摸索和开创，把山歌剧定为本团的开宗剧种。从小酷爱客家山歌并受其熏陶的文艺工作者赖文峰和他的艺友，师承老歌手，对客家山歌的整理弘扬，做了可贵的探索。他不但每逢重大节日登台献演客家山歌，而且据他演唱录制的铜鼓客家山歌《选情郎》和《卖余粮》分别被编选入《中国民歌三百首》（五线谱）和《中国民歌五百首》（简谱）。更为可贵的是，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山歌”词条的唯一例曲竟是铜鼓急板山歌《卖余粮》。

    铜鼓客家山歌已经跻身在“最有代表的歌神”行列中，它不愧是中华音乐百花园中一朵绚丽的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