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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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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3-18  来源: 宜春新闻网

刘明辉

  题记:

  小时候,躺在母亲的怀里,每当睁开眼睛便看见母亲那慈祥的面孔和温馨的微笑。一缕阳光穿过天井,照在母亲和我身上,感到浑身暖洋洋的。对母亲的爱,对父母的思念,一齐涌向心头,特写下“我的父亲母亲”以作纪念。

  写于2016年5月8日“母亲节”

  我的老家在原江西省宜春县宜春镇(现改名宜春市袁州区)。宜春是座古城,始建于汉高祖六年,即公元前201年,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江南小镇。宜春隶属于袁州府,千百年来都是府治所在地。宜春有条河叫秀江,把宜春分成城南和城北两部分。城北当时尚未开发,只有一条沿河街道,连接官园大队和张家山一带。城南是居民区也是商业区,除中山大道外,还有东风大道和许多大街小巷。街道两旁商铺林立,市场繁荣。中山大道两边有小学、中学、百货大楼、电影院、县政府招待所、县政府大楼、军分区大院,显示出宜春的兴旺和繁华。宜春,自古以来就是赣西地区的商业中心和物资集散地。

  我出生于当时的宜春镇芦祝庙23号,那是一座上下两庭的小院,是属于张家祠堂的一部分。上庭地势比较高,下庭地势比较低,后面是一个晒坪,供大家晾晒衣服及乘凉等。我记得晒坪里有一棵古老的柚子树。树虽老,每年都开花结果。每当柚子还未成熟时,孩子们就等不及了,把柚子吃个精光,也不管味道有多么涩,多么苦。

  房东张大妈一家住上庭,我们家住下庭两间房,占半个庭。张家叔叔住下庭另两间房,也占半个庭。张婶未生育过,就抱养一个小姑娘,叫金姑。金姑秀气可爱,不爱说话,当年十几岁的小姑娘,如今也已是一位60出头的老太太了。

  我家住房属木质建筑,又靠着小街,房子很旧,顶梁柱都年久失修,有点倾斜了。房子几处漏雨,一到雨季,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被子、衣服都打湿了,穿在身上凉飕飕的,苦不堪言。尤其下大雨,街上雨水排不出去,就直往小院里涌,向屋子里灌,屋内屋外一片汪洋。雨一停,就忙着向外面排水,家里所有的脸盆、木盆、水桶都派上用场。江南雨勤,刚刚把积水排完,转眼又倾盆大雨,屋内又积满了水。母亲望着天空,无奈地说:“这日子什么时候能熬到头呀?”直到后来,我大姐家搬往新余,我们搬到大姐家住,我才告别生我养我之地,母亲担心受怕的日子才熬出头。

  后来我回家探亲,还特地到芦祝老街看看,一进巷口,就发现张家祠堂及附近的房子都拆光了,在原基础上盖起了楼房。

  我的母亲叫易惠兰(1913年12月—1987年9月),享年74岁。母亲老家在宜春县新田乡六背市村。当时正值民国初年,妇女还兴缠脚,母亲虽生在深山村,也未能逃过此劫,从小被缠脚。母亲个子不高,很瘦很精干,不识字。她是解放后参加妇女识字班后才认识并会写自己名字的。母亲十六岁就嫁父亲,从此过上艰辛困苦,似乎看不到尽头的穷日子,但也开始了她颇具传奇的丰富多彩的人生。

  上世纪60年代,国家困难,家庭也困难,缺吃少穿是常有的事。我记得当时一日三餐,早晨煮米饭,捞起一部分米饭,剩下一点就熬稀饭,我们几个孩子喝碗稀饭就去上学。还未到放学,肚子就饿得咕咕叫。中饭吃干饭,炒几个蔬菜,基本没有肉,没有鱼,油也很少,有时就用辣椒拌点盐巴下饭。母亲往往看着我们吃,等我们吃完了她才上桌,那时只剩下剩饭、剩菜、剩汤了。天天如此,母亲从没怨言。我从小吃饭慢,母亲就陪着我吃,还把本来不多的剩菜往我碗里夹。我望着母亲,眼里充满了泪花。晚餐就用中午的剩饭放些菜叶熬成稀饭让孩子们分着吃。母亲从不吃晚饭,可能担心我们吃不饱,让给我们吃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在洪江供销社工作,平时不回家,一个月左右才休几天假。每当父亲回家,是我们最高兴的日子。一到家父亲就把工资交给母亲,母亲塞给父亲几块零用钱外,就忙着把全家一个月的口粮、副食品供应买齐,交完房租后便所剩无几,母亲就买几斤肉和鱼,全家改善伙食美美地吃一顿。只有那几天,母亲脸上才有笑容,才松了一口气。那难得的笑容至今仍刻在我的心里。

  为了贴补家用,母亲给当地一家编席厂加工麻线,在小麻油灯下常常干活到深夜。有时候,我半夜起来小便,还看见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纺麻线,小纺车吱吱呀呀响着,自春到夏,由秋到冬,从来没有停止过。母亲熬红了眼累弯了腰,但第二天天刚亮,又起来忙烧火做饭。纺麻线的原材料是野苎麻,很硬,要放在水里泡上三四天才能用。一捆麻有几十斤重,浸在水里几天,捞起来就有上百斤重。每次看见母亲在大水缸里上下左右翻腾苎麻,又伸手把成捆的苎麻从大水缸里提起来,我都感到惊奇和不解,母亲瘦小的身躯哪里来的这么大的精神和力气。长大后,我也帮母亲干活才知道是那么艰辛。不说别的,冬天南方天气还是很冷的,有时大水缸里的水都结了冰,手一伸进水里,不一会儿就冻麻木了。我干了几次,手都冻裂了流着血。母亲身体那么瘦小,为了克服家里的困难,她是在拼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呀!

  每年10月至11月份,是南方油茶树结果成熟时。我外婆家在乡下,四周是漫山遍野的油茶树。茶山归集体所有,由集体组织采摘头茬油茶籽外,其余不好采的或掉在地上的,就开放给社员去摘去捡。每年那个时候母亲就到乡下去捡茶籽,由生产队统一收购,统一榨油。每年母亲都可分到十几斤茶油。我去过外婆家,也上山砍过柴。山不很高,属于丘陵地带,但有些山坡也很陡,山上山下杂木野草丛生,泉水横流,地很湿,也很滑,我们年轻人上山还经常被野草树藤绊倒不知多少次,何况当时母亲已五十多岁,又是小脚女人呢!母亲上山捡茶籽,不知克服了多少困难,又不知被绊倒过多少次,但母亲从不给我们讲这些,她只讲收获,而且表情是那么平静,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就是母亲,一生中给我们灌输的是积极向上、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是一份宝贵的财富。

  母亲特勤俭,平时一滴油一粒米一寸灯芯都省着用,从不大手大脚。记得上初三那年,要期末考试了,我在家里温习功课到半夜。第二天母亲对我讲,你用灯油太费了,一次就用去半个月的煤油。从此我再也未在家里温习过功课。我们兄弟几个人的衣裳从来都是补丁加补丁,老大穿不了老二接着穿。实在不行了还把破布、细布用浆糊粘起来晒干,用来纳鞋底。一年四季我们男孩都是光着脚,脚底的茧子有铜板那么厚。只有快到过年时母亲才给我们每人做一双新鞋。那时,孩子们可高兴啦,还舍不得穿,等到过春节走亲戚时才美滋滋地穿起来。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出国工作,回国探亲时给父母买了台彩电和一些毛线和“的确良”布、丝绸围巾等,这些东西在现在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来讲是很时兴的产品了。回到家我要打开电视机给母亲看看,让她老人家高兴高兴,但想不到母亲制止了我。母亲说你安辉弟要结婚了,这彩电就算送给你弟弟的结婚礼物吧。若打开了包装,别人还认为是我们已用过的呢。我不同意,说年轻人享福还在后头呢,但母亲坚持自己的意见。就这样这台彩电原封不动地摆到了弟弟的新房里。我送给母亲的毛线等物,母亲也都分给妹妹和嫂子。后来再休假,我又给家里买了彩电和收音机等,父母亲把它们当成宝贝用了一二十年,直到两老去世。我记得自从我们家有电视机后,每到晚上屋内屋外都挤满人,那热闹劲儿真像过年一样。

  母亲识字不多,但深明大义,是非立场分明。在我们家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不管受了什么委屈,不准讲共产党不好,不准讲政府怪话。母亲常讲,只有党和社会主义,才有我们的今天。饮水思源,不能忘本。母亲说,你们父亲以前当学徒,跑码头,做小生意,风里雨里漂浮不定,直到1956年政府安排,当上了供销社的职工,才有稳定的环境和固定的工作,端上了政府的“铁饭碗”。解放前夕,母亲明知我大姐夫是工人中的激进分子,是地下党,但仍毅然支持大姐与大姐夫谈恋爱并结婚。解放后,儿女长大,母亲又坚决支持我二哥参军,保卫祖国。当时参军可没有什么补贴,只有政府给军属家门口挂一块“参军光荣”的木牌。父母亲每当看见这木牌,都注视许久,心中充满对儿子的思念。儿子参军,为保卫祖国争光,父母亲感到无比的高兴和无限的荣光。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有兄弟姐妹七个。大姐刘惠芳是宜春一家饮食店的职工;大哥刘国辉是宜春汽车运输公司的工人;二哥刘金生是转业军人,在江苏常州一家保密厂工作;我是国家干部;小弟刘安辉是宜春城管局职工;大妹刘菊秀没有正式工作;小妹刘丁秀在新余金属公司工作。工作有高有低,但母亲对我们总是一视同仁,关心备至。在母亲眼里,无论职务高低,只要你好好干,干出成绩,就是好样的。母亲常告诫我们要公私分明,不明不白的钱不明不白的物不要。我大哥在汽车运输公司油库工作几十年,每年经手的汽油柴油和其他油料成千上万吨,笔笔账目清楚,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也从未利用职务之便揩公家一丁点便宜。有的司机想少给油票多加油,大哥坚决不干。不少司机赞我大哥是铁将军把门,滴油不漏。连续多年他都被评为局一级先进工作者。大哥的行为,与母亲平日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二哥刘金生因为家穷未上高中,但一直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上世纪60年代,政府在宜春台举办中专技术培训班,学员要自买教材,自带板凳,条件比较差,但二哥不管风吹雨打,不管酷暑严寒,天天背个小板凳到宜春台上课,从未间断直到参军。参军转业后,二哥分配在南昌某军工厂工作,刻苦钻研钳工、车工技术,是当时工厂级别最高的技术工人,为祖国的军工生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的父亲叫刘恒瑶(1908—1996),享年88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个子不高,身体消瘦,但浑身都是力量。父亲性格内向,平时很少说话,一年到头总是忙碌着,直到快70岁才彻底退休。

  父亲生于农村,老家在宜春县新田乡镜愿泑上棚村。父亲小时候读过二年私塾,能识字打算盘和记账之类。

  我们家系城市贫民。父亲从12岁入城,先后在蜡烛店当过学徒,在码头卖过苦力,也做过小本生意。记得有一次,我到码头给父亲送饭,看见父亲和其他工友正在卸沙石。父亲和工友们都光着上身,只穿一条小裤衩,肩上披一条擦汗的汗巾。一百多斤重的担子,压得父亲连气都喘不过来。码头台阶很高又很陡,父亲每迈上一级台阶都很费力。那情形与电影中描写的重庆朝天门码头的苦力一模一样。只可惜,当时我年纪小,未能体会父亲劳作的艰辛,还与小伙伴在码头上玩呢。

  在码头上干了几年,父亲又改做小生意,先是卖发糕。做发糕,要先泡好米,把米磨成浆,然后放在笼屉里蒸熟。每到半夜,我们还在睡梦中,父亲就起床了在小煤油灯下磨米面。我有时半夜醒来,看见父亲在昏暗的灯光下,弯着腰,一手扶着磨杆,一手不停地往磨眼里添大米,随着小石磨吱吱呀呀的声音,转了一圈又一圈。天亮了,我们起床了,父亲又把切米糕的边角料给我们吃。父亲不仅对我们爱护有加,对我的小伙伴们也很和气。每当和小伙伴们在街上看见父亲卖发糕,父亲总是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把发糕塞到我们手中,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后来粮食紧张,卖不成发糕,父亲开始成天挑着货担在大街小巷转。有时把城里的盐巴、布匹等挑到乡下去卖,再从乡下把当地土特产品收上来,在北方叫“赶集”,在南方叫“赶闹”。当时交通不便,有的地方只有羊肠小道,是以前马帮走的地方。父亲挑着货担,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肩上挑着几十上百斤的担子,风里来雨里去,是多么不容易呀!

  父亲如此艰辛,但从不说一声苦,也毫无怨言。每次赶集回来,父亲既不忙着清点货物,也不忙着结账,而是从货担里找出一包从集市买回的如小麻花一类的食品塞到孩子们手中,母亲这时便忙着给父亲烧水做饭去。

  父亲脾气好,从不打骂我们。南方蚊子多,父亲总是在半夜起床,查看我们的住房,看我们是否睡好盖好。若发现蚊子,父亲总是要把它们打死,才放心离开。

  我们家穷,父母从不给我们零花钱。父亲也特别省吃俭用,平日在食堂用餐,总是买最便宜的饭菜。偶尔买个肉末炒豆腐之类,父亲也舍不得一顿吃完,总是留一半下顿吃。记得有一次我到父亲处把柴火挑回家。临走时,父亲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用旧布包的小包,用颤抖的手,一层又一层把包皮打开,从里面挑出几张人民币,大约有一元多钱,塞到我手里,让我回家买点纸墨和书本之类。我望着父亲慈祥、布满风霜的脸,眼泪禁不住一下子涌了出来。一块多钱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但在当时父亲攒了多少时间,又怎么省吃俭用才积下的呀!多少情,多少爱尽在父亲不言之中。

  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父亲带着我去彬江观音菩萨庙拜观音菩萨。因为我小时多病,什么草药、偏方都用过,就是不见效。有一次母亲请了个巫婆给我看病,她对我母亲讲,这孩子只有认观音菩萨为干娘,才能脱离苦海。而观音菩萨庙在宜春彬江地区,离我们家有40里路。这是我父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带我远行。那时交通不便又无钱雇车,只有步行。我当时才10岁左右,走不了几里路就走不动了。父亲就一直背着我,实在背不动了就把我放下来休息一会儿。我趴在父亲背上,看见父亲深一脚浅一脚走着,累得满头大汗,心里也特别过意不去,眼泪不断往父亲脖子上流。这件事,至今让我回忆,让我感动。这是父亲对儿子的厚爱,是一辈子感恩不尽也报答不完的。到了观音庙,父亲忙着烧香点蜡,朝着观音大师的佛像又跪又拜,口里念念有词,求观音大师保佑孩子大吉大利,无病无灾,这时我再也支持不住了,趴在父亲身上呼呼睡着了。

  最感动的一件事,是1965年我考大学,考场设在宜春中学,离我家有四五里路。母亲对我讲,你今天就多喝一碗稀饭去吧。上庭大妈对我母亲讲,“恒瑶嫂,儿子今日去考大学,是去考状元,怎能吃稀饭呢?!”于是母亲特意给我做了一碗鸡蛋炒饭。多年来早晨第一次吃上干饭,心里充满了对母亲的爱。我信心百倍地走上了考场。苍天不负有心人,我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今天的北京传媒大学),母亲听说后,不同意我去北京。母亲对我讲,你去求求学校,我们不去北京上学,就在宜春上师范行不行(当时宜春师范是中专)。母亲不识字,她哪里知道北京的大学与宜春师范的差别,哪里清楚我们十年寒窗苦,才换来今天的成果。第二天,我赶往洪江,告诉父亲我考上了大学,父亲高兴极了,马上到公社,告诉了公社领导。公社领导来看我,还特地在供销社门前放了一串长长的鞭炮,以示祝贺。父亲对我讲:“我们家再穷,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大学。”为了送我上大学,父亲还特地亲手做了一个小书箱,在供销社买了一块布给我做了一身新衣裳。

  最值得回忆的一件事,那就是1994年,我回宜春探亲,专门看望已86岁的老父亲。那时父亲已半身不遂,坐在轮椅上,但头脑还比较清醒,只是已无语言表达能力。看到父亲顽强奋斗了一辈子,饱受时代风霜的脸,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看见我,他老人家几次都想站起来,但都未能成功,脸上却露出难得的微笑,很高兴也很激动。我看着老父亲,真有点沧海桑田之感。

  第二天,秋高气爽,凉风习习,是个难得的好天气,我推着父亲到秀江边走走看看。父亲好久没出门,那天他老人家甭提有多高兴了。我一边推着车,一边向父亲讲述秀江两岸发生的巨大变化,讲着一座又一座新盖的大楼和一座又一座飞起来的跨江大桥。父亲是老宜春,以前在宜春做小生意时走街串巷,熟悉宜春的每一条街道和宜春的一草一木。如今宜春发生了巨变,这个老宜春也认不出自己的家乡了。在宜春最古老的大桥上,我给父亲照了几张相,我和父亲的合影,一直珍藏在我家的相册里。

  父亲一辈子谦和,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未见父亲发什么火。在生活中,无论是顺利还是失败,父亲从不灰心,从不失望,一辈子总是像一头老黄牛似的默默耕耘。母亲有时因生活所困,因孩子们多病,向父亲发牢骚,指责父亲无能力,连家都养不起。父亲总是默默地听着,然后又劝母亲消消气。父亲说,如今,天都变了,难道我们家总会那么穷吗?挺一挺,后面会有好日子的。对生活,对未来,父亲总是充满信心充满希望。母亲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

  苦尽甜来,枯木逢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后来孩子们纷纷长大,老大当了工人,老二参了军,我考上大学,小弟也参加了工作,姐妹仨也都成了家。笼中的小鸟一个个飞上蓝天,父亲母亲仰望着蓝天,甭提心里有多高兴,心情有多畅快。父亲终于挺起了腰板,手提收音机在大街上、在公园里自由自在走着,自由自在看着,有时与老朋友聊天,有时在花丛中观赏,渴了喝口水,饥了买个点心。不少人对我父亲讲:“恒瑶,你是越活越年轻了。”

  父母一辈子很平凡,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但他们一生艰苦奋斗,任劳任怨,爱憎分明,深明大义,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我们的党,是值得我们晚辈继承和发扬的。如今,管好我们自己,教育我们后代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才是对父母最好的纪念。

 

  

编辑:杨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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