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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甜的糖饼
曾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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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3-11  来源: 宜春新闻网 

  我已经近半个世纪没有吃糖饼了,想起当年吃糖饼的情景,总不免悄悄地咽下一口唾液。

  我老家在丰城的一个小山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一门祖传手艺——熬米糖,用我们那儿的土话叫“煎(读第四声)糖”:蒸熟的糯米饭经过与麦芽的发酵,变成糖糟,然后将糖糟过滤熬成青糖,再将其挂在一个九十度角的糖钩上拉扯,扯到金黄色的青糖变成乳白色为止,这就是米糖。再在此基础上将米糖勒成大小不一的糖饼。

  煎糖一般是农历八月初开始,为的是人们过中秋用糖饼赏月。

  煎糖是一种辛苦的劳作,要起早贪黑。清晨蒸糯米饭,下午两点来钟熬糖,凌晨两三点“扯糖”。我是兄妹中的老大,一是要责无旁贷地替大人出力,二是为了吃上三分像酒七分像糖的糖糟和柔软、爽口的小糖饼,每天夜里两三点钟便从被窝里爬起来,包揽斩麦芽的活计。待我斩好了麦芽,父亲扯糖也基本结束。这时,祖母便会出面“求情”,让父亲留下五个麻糍大小的糖饼给我们兄妹吃(我当时五兄妹)。那糖饼味道确实好:比麻糍甜,比橡皮糖香。这种味道只有煎糖的人家自己能吃到,因为过了一段时间糖饼就会变硬,口感差多了。有一次,我或许是饿了,也或许是糖饼太好吃了,竟然多吃了一个,弄得四个弟妹吃三个糖饼分不匀而哭闹一场。第二天,我受到严厉惩罚——取消三天吃糖饼资格。家里因此节约了三个糖饼,我为此很是悔恨了一阵子——得不偿失啊!

  父亲挑着糖担子走村串户,到了一个村子便放下担子,坐在两只箩筐之间的扁担上,拿出铁榔头和铁錾子敲起来,发出“叮嗑叮嗑”的响声。村民听见响声便匆匆走来,问过价钱后说一声“没钱”又摇摇头走开。机灵的父亲便马上喊住人家:“没钱就用米换,两斤米一斤糖。”那人便顿时回头,脸上露出甜甜的喜色。江西是鱼米之乡,农民们虽然囊中羞涩,米缸里却大都是满的。于是,那人便很快用撮箕端来大米,换上几斤米糖。到了腊月,人们换米糖切米花糖用于正月接客,销量大增。碰上用米换的人多,父亲挑不起那么多米,便寄放在某个老乡家里,第二天用独轮车去推,我便跟着父亲去“拽车”,以减轻父亲的劳累。

  那时,这种家庭副业给家里带来一定的收益,不仅卖糖有盈利,而且榨过糖的糖糟是养猪、养鸡的极好饲料,每年家里可以出售两头大肥猪,一头上交国家任务,另一头可以上市场出售,换来一笔可观的钱财——没有完成上交任务是不准杀猪的,生活过得很有点甜味。只是苦坏了我们几兄妹,每天上学前、放学后都要上山放牛和砍柴。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社会上掀起“割资本主义尾巴”热潮,连从鸡屁眼里抠出来、再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鸡蛋上街出售都不行,煎糖自然厄运难逃。于是,吃糖饼便成为一种牵肠挂肚的念想。

  过了几年,改革开放,父亲又开始煎糖。然而好景不长,过了十来年,米糖渐渐被冷落,冻米糖开始走俏。丰城冻米糖历史悠久,闻名遐迩,尽管购买成本高许多,但是人们似乎不怎么看重这点成本,只讲口味和包装。过年走亲戚提上两封(后来慢慢演变成一箱)冻米糖,加上牛奶、白酒、水果之类的,显得既大方又体面;东家待客也不再用过去自己家里切的那种米花糖,而是改用冻米糖、瓜子、花生、各种水果等等,显得既热情又丰盛。终于有一天,父亲收起煎糖工具拍拍手说:“老伙计,再见了!”听口气有点惋惜,可看脸色却很灿烂。此后,我就再也没有吃过糖饼了。

编辑:谢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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