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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军旅诗:梦回吹角连营
朱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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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6-11  来源: 宜春新闻网

  以1949年新中国诞生作为发端,审视中国当代军旅诗歌的发展,既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有清晰的时间节点。

  进入新世纪,军旅诗歌的发展依然处于低谷期,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落寞特征在这个阶段继续延续着并且变得更为凸显、醒目,从创作的数量上看,军事刊物上的诗歌园地日益萎缩或消失,偶有出现也几乎是美化版面的一种点缀,从创作的质量上看,新世纪以来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军旅诗集仅有刘立云的《烤蓝》。

  如果说“落寞”是新世纪军旅诗歌的一个令人刺眼的关键词,那么另一个关键词“坚守”的出现则赋予了军旅诗歌一种可贵的品质。虽然新世纪的军旅诗歌在政治语境和商业语境的双重夹击之下出现极为窘迫的生存状况,但是依然有一批诗人坚守在军旅诗坛之上,这批诗人主要是由三个群落组成的:第一个群落是由以李瑛、程步涛、峭岩、曾凡华等为代表的老诗人所组成,在这个群落中既有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传承,也有现代意义上的全新思索。第二个群落是由以刘立云、王久辛、辛茹、康桥等为代表的中间代诗人所组成,这个群落从整体而言呈现出坚实的丰富性。第三个群落是由以姜念光、刘起伦、温青、董玉方为代表的新生代所组成,这个群落从整体而言呈现出“小众写作”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些非军旅诗人积极写作军旅诗歌的现象,例如黄亚洲于2005年出版了诗集《行吟长征路》,在关于红军长征主题的诗作中,诗人以饱满的激情和个性化的体验、奇特的想象力、奇崛的意象,再现了悲壮的长征历史,为军旅诗写作提供了新的经验。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美历程,在文化回归、国学升温的浪潮中,以喻林祥、李栋恒等将军诗人为代表的许多军旅诗人也纷纷投身中国古典军旅诗词的创作。

  新世纪军旅诗坛首先值得人们致敬的是依然可见的一些活跃了多年的身影,例如李瑛、程步涛、峭岩等。在上个世纪,他们或者以蔚为壮观的军旅诗作支撑起一个庞大的创作体系,从而见证了共和国军人在民族自强历程中的昂扬奋进和迷惘失落,记录了共和国前行中的辉煌荣耀和艰难曲折;或者在滚滚硝烟和炫目血光中升腾起关于军人生命之历史、现世和未来的哲学思索。他们亲历了当代军旅诗歌60余年的发端、发展、繁荣乃至落寞,他们或者是当代军旅诗歌的奠基者,或者是当代军旅诗歌发展历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领军者,进入新世纪,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较之其他诗人,他们对战争、军队、军人等等有着更为深邃的理解,对当代军旅诗歌的写作传统,例如国家民族立场的坚守、崇高英雄精神的弘扬等,有着更为自觉的传承和固守。当然,在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也一直在进行积极的探索,他们试图运用最熟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传达出崭新的时代思索。李瑛新世纪以《一只马蹄铁》为代表的为数不多的军旅诗,显示出一种超越既往的努力,辐射出军旅诗歌的某些特质在特定时代语境下被压抑与释放的历程,以活的方式让人回味当代军旅诗歌拥有过一份怎样的历史。程步涛的诗集《记住那些地方》和峭岩的长诗《遵义诗笔记》都是红色经典写作,或真诚追问,或激越放歌,都显示了军旅诗人勇敢深沉的历史责任与现实担当。这是一批值得尊重的诗人,因为他们的存在,新世纪的军旅诗歌才拥有了令人敬畏的历史沧桑感。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路坚轫转战至新世纪的刘立云、王久辛、辛茹、康桥等,仍然坚守在日益落寞的军旅诗坛,从年龄构成而言,他们是当今军旅诗坛的中间代,他们以日益成熟的写作为军旅诗坛奉献出数量众多、风格迥异的高品质诗作,从这个意义而言他们又是当之无愧的中坚代。刘立云的《高地》《开放日》《听某将军谈八年抗战》等诗作以具体的形态刻画军营日常生活面貌和追溯八年抗战胜利的奥秘,诗人以观察者身份审视平常平凡的军人和我军走过的艰难历史,却又擅长从中提纯出军人特有的精神品质。王久辛以长征为题材的《大地夯歌》借用了民间夯歌的形式,让夯歌伴随着长征漫漫征途一路响起,让长征途中的所有物件与夯歌一起发出气势宏大、沉雄悲壮的夯歌交响曲,那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声响变化也寓意和对应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是红色经典创作中一首颇具特色的创新之作,也是作者继《狂雪》之后的又一部长诗力作。辛茹和康桥两位女诗人在新世纪的持续发力,让人们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巾帼不让须眉”——辛茹用三首长诗《火箭碑》《扬业功之歌》《洞天》构成了《火箭兵三部曲》,以构塑英雄而呼唤民族伟力,以英雄的存在而映照、支撑和引领日常生活。康桥反映长征的长诗《征途》以生者为逆旅,以死者为归客的进军路线为中心,以时间推移为经线,以英雄传奇为纬线,织成了庞大的红色记忆之网。尤其是女性视角的移入,使宏大壮烈的长征历史具有真切可感的痛楚。而且,辛、康二人在诗歌创作与探索中表现出来的坚韧执著与大气磅礴令人动容。

  新世纪以来军旅诗坛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诗人,例如董玉方、温青、贾卫国、大兵、马萧萧、郭宗忠、刘笑伟、周承强、周启垠、董晓宇、艾蔻,等等(尽管其中的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而中断了创作)。与前辈诗人们不同,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他们既没有太多的历史重负,也没有过多的现实磨难,他们更多时候是源于自身生命感觉去理解世界、现实、军队乃至军人生活,在艺术储备方面他们拥有比前辈更为丰富的营养资源,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是共和国最为幸运的一代军旅诗人。生命的书写和文本的自足是新生代军旅诗人写作的重点,“他们的写作淡化了题旨的确指性,冲决了题材的严格界定,而强化了诗的意蕴,拓展了诗意空间,从而获得了对人类生命存在状态的抚摸和探究的勇气”,然而当自身生命感觉几乎成为这批诗人进行创作时唯一的体验基础时,必然会导致双重效应的出现,即一方面生命回避历史和现实的纠缠会呈现出异常的清澈和澄明,而另一方面生命失去历史和现实的托举也容易失重,与此同时,文本自足的探索一方面促进了军旅诗歌的个性发展,而另一方面过于浓烈的文本实验将会导致军旅诗歌走向艰涩难懂的境地。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背负着中国军旅诗歌未来希望的新生代军旅诗人注定将步履维艰,在传统与现实、生命与使命、文本自律与他律的左奔右突中引领军旅诗歌突出重围。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期待着、聆听着强军梦、中国梦的诗之号角,它永远在前头嘹亮、深沉、激越地吹奏。

编辑:谢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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