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的追求很简单，就是天天能吃上包子。儿时没赶上六十年代，好歹还能吃饱，菜基本上就是土豆，吃顿白菜就算改善伙食了，过年的时候能吃顿肉就算一年的地种好了。舍不得吃植物油，母亲常买动物的花油板油回来炼，剩下的油渣和进胡萝卜里做馅包包子，就是我当时奋斗的最高目标，尽管我很讨厌胡萝卜。

　　长大后，这一目标早已实现了。但并没有预期中的满足。能吃到包子之后，我又想着再炒几个菜；炒了菜之后，我又想到了红烧肉；红烧肉之后又想起了海鲜……直至今天，我的食欲仿佛还没有满足的迹象。

　　而且，好象不满足的，并不只有我自己。十年寒窗盼状元及第，状元及第后又求封妻荫子，封妻荫子后再望加官进爵，加官进爵后又想馆娃香车。即便是坐到了帝王，东海求仙未果，也还要封天禅地，也还要“十全老人”。

　　中国的帝王将相，基本上都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倡导者。可惜的是，他们并不是实践者。这种制度是为约束别人制定的，可不包括他们自己。忠字当头，开国的帝王多是前朝的臣子，真格是“臣节重如山”；“在家为孝子，出门为忠臣”，王孙贵胄尽是些杀父斩兄、杀子屠孙的，霸占儿媳妇的还不算出格，还有娶自己亲孙女的；“仁政”治国，可天下到处都是流离之众，劳苦之民，确实是“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信义为先，尽见些背信弃义，尔虞我诈，狡免三窟。有劳那些皓首穷经的学者们坐在一家讲坛的椅子上，给我们讲遥远的故事，历史，不就是一部谎言么？

　　任何的禁止和允许，总有一定的范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天子驾六，诸侯及卿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宋天子用红黄二色伞，庶僚一律用青伞。我们创造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凌驾于制度之上；我们永远追求的，就是能凌驾于制度之上的特殊权力。大家都在吃窝头的时候，吃窝头就是一种制度；而你在吃包子，吃包子就是种凌驾于制度之上的特殊权力。人人都在骑自行车的时候，骑自行车就是一种制度；而你在骑摩托车，骑摩托车就是种凌驾于制度之上的特殊权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在吃什么、骑什么，而在于别人在吃什么、骑什么。社会发展的标准，应该是包子和窝头之间的距离。

　　于是，我们就在这种螺旋上升式的追求中，永恒地疲劳着。也许，我们最终追求的，就是在死的时候，别人都用子弹，而我们，可以选择静脉注射。
 
编辑：魏华